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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小川:服务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

2019年11月15日 作者:佚名 来源:新华网 浏览数: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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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12日,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发表演讲。他认为,服务业发展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,要想发展好,就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过去统计体系遗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,和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。

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发表演讲。图片来源:东方IC

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发表演讲。图片来源:东方IC

以下为周小川发言摘编:

服务业发展存在历史歧视

商务部数据显示,2018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%。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,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,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,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可以做出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。

按照我国现在GDP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,服务业占GDP比重可以提至60%,甚至更高一点,这个提升空间可能比其他许多行业更大。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原因,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,从而实现服务业更快速健康地发展,减少过去国民经济对制造业依赖过多的情况。

我国作为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,历史上存在着对服务业的歧视问题。这是计划经济里留下的问题。这种产业的偏向或者歧视来自于解放初期的统计方法,当时实行的不是GDP,而是“国民收入”。国民收入是前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,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,不包括服务业,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。

如果要算GDP,要做很多折算,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不可靠的。因此,大家追求的目标就必然导致歧视服务业发展。这种历史遗留的东西不可小视,虽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40多年了,很多东西都已经纠正了,但是这种歧视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。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、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,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偏向。

另外,服务业还存在价格管制和难以统计的问题。理论上说,如果某个服务业的子行业,有一部分是被当作公共品,处于价格管制的状态,另一部分是由民间所提供,这个行业最后的产出应该怎么统计?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IMF对统计的定义,就应该按市场一轨的价格统计,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做到呢?技术上还是需要探讨,还是有些做不到。

教育是服务业的一个大项,现在的小孩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,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补习班,费用相当不菲,但统计起来也有问题。

在信息科技方面,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务,但这些信息服务有很多是免费的,当前对这些免费的服务应该怎么统计?有的是真免费,有的是交叉补贴,比如从广告费赚来的钱来补贴信息服务,这些都带来了统计的问题。

如果存在价格管制,管的越多,可能你看见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,有时候这存在一个互补关系。同时,它也可能带来对第三产业的一种侵蚀。我们看到全国各个地方的发展战略,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提“重振制造业”。当然各个地方要区别情况来看,有的地方制造业确实有很好的基础,而且有重振的机会。但我们也要稍微推敲一下,是不是还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问题。

同时我们也看到,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,我们的服务贸易是逆差,而且这个逆差数字比较大,上升也比较快。当前全球正在进入贸易谈判、WTO改革,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。服务贸易是现代贸易谈判里的若干问题的焦点,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的。

服务业生产率统计难GDP结构转型被低估

过去我曾经提过一个经济学理论,叫巴拉萨·萨缪尔森效应。这一理论认为,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,工资实际增长率越高,实际汇率上升速度也越快。当贸易产品部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时候,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随之提高,所以尽管在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也许并不大,但这些其他行业的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,从而引起非贸易品对贸易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。如果我们假定贸易产品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,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情况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上涨,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。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,就会引起汇率的上升。所以,无论何种情况,都会使实际汇率发生变化。

所谓汇率决定理论,其中有一个说的是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比价关系,这个比价关系决定汇率,这是一种解释。当然汇率的解释有多种,也有一种从国际收支平衡,也有人说商品的综合评价比较决定汇率。但巴拉萨·萨缪尔森效应里涉及到这样一种汇率的观点,同时涉及到在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,在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,工资也照样上涨。虽然大家说GDP是实际的,不是名义的,但从实际统计来看,大量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了GDP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,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升过程中,服务业比重都提高得非常快,可以说是惊人得快,中国也许也将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。

著名经济学家马丁·费尔德斯坦曾经专门讨论过一个问题,服务业的国民账户统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,理论上说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,但是服务业很难反映,这跟我们的观察有很相近的地方。我记得2010年G20在韩国召开,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发现韩国餐馆的忙闲程度跟中国餐馆差不多,一个人能够管几十个人吃饭,但它的菜单很简单,塑料薄膜压的一页纸,有的餐馆好点,正反面,有的还带照片。中国的餐馆菜单都是一本,几百种菜都能做出来,而且写得密密麻麻。生产率怎么样呢?中国餐馆的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每个月2000元,在韩国是2000美元,而且很多城市晚饭没多少人吃,主要是中午。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?一种回答主要看顾客是什么类型,如果顾客都是三星、现代的职员,收费就可以比较高,自己收入也可以提高。顾客收入越高、肯付的钱也越多,就像你去理发,一个月挣50的时候,你可能只愿意掏几毛钱去理发,如果现在是5000元的月收入,可能也愿意拿出1%左右的钱去理发。如果衡量理发员的效率,不考虑质量上的差别,投入品的差别,可能你会发现生产率变化是相对不太大的。

这种解释有什么意义呢?因为上述情况有可能造成低估GDP,也可能造成了我们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低估,因为绝大多数生产率提高必须用名义生产率来衡量,有可能会抑制我们对GDP结构转型的估计,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低估。因为我们知道,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,如果大家都住在农村,很多服务业确实没有太大的发展条件。同时,也会低估投资回报率。因此,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。

还有,我们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受这个因素影响。国际收支平衡,服务贸易的赤字数量比较大,究竟是什么原因?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汇率产生影响?也就是说,有些政策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节,扭转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模糊的概念或认识,这样有助于服务业的深入发展。

金融服务业GDP占比过高了吗?

大家可能希望我讲一点金融,把金融作为服务业的一个例子稍微提一下。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,它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?比重高了,可能是一种泡沫;比重低了,就说明金融深化不够,金融服务业还可以发展。中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今年在8%左右,每年情况略有不同。有时候季度统计结果可能给人一种结果不准确的印象:比如2018年一季度的时候,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%,有人对此很担心。实际上,统计金融服务业GDP占比只能靠“收入法”,只有“收入法”算得比较准。从供应角度来讲,比如收贷款利率,必须考虑到对方还有一部分利息付给存款者了,这部分需要扣除。但金融服务业的多种多样令这种扣除变得非常困难。在季度性统计中,我们一般没有用“收入法”核对,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业的产值,乘几个系数,有时候选M2增长,有时选股票市场股指。这些系数很容易不准确,因此算不准是有具体技术上的原因。

金融服务业供给能产生哪些价值?有支付类、存贷款类、交易类(比如帮助大家买股票、债券、理财产品)、顾问类及其他(投资顾问、理财顾问)。不难看出,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很大程度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,储蓄率越高所需金融服务越多。没有储蓄或者储蓄率很低的国家,没什么存款也就做不了多少贷款,没什么储蓄也就不会有人买股票债券或进行其他交易,自然也不需要理财顾问了。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。十年前,中国的储蓄率达到50%左右,现在降了一点,仍有45%左右的国民储蓄率,属于全球最高。既然储蓄率高,就需要更多存款、贷款、理财、投资、顾问等服务。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,一定程度上会与储蓄率相关。当然哪个国家都需要有支付服务。任何一个国家,哪怕其国民习惯于发了工资马上就花,这样的情况即使不需要多少储蓄服务,也会需要支付服务。然而支付服务占整个GDP的比重,最多不会超过2%。比如中国占GDP8%的金融服务附加价值,支付服务可能贡献了不到2%,其他是跟存款、贷款、金融市场投资、交易、顾问及其他金融服务有关的业务贡献的。

因此,我们说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是一对共生关系。这并不是说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到10%,对服务业发展是好事。我们更应关心,占比提高是不是意味着泡沫化,意味着自我循环或是脱离实体经济?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,关于这一点但还要做深入分析,不能一概而论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,美国很快出现了“占领华尔街运动。在这场运动中,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收入分配的效果。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金融业的发展,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,内部有一个经济核算,尽管我们非常重视零售业务,例如中小户居民的业务。但银行在中小户身上赚不到钱,真正赚钱的是占比约为10%到20%的大客户。这有点像坐飞机,七八十年代的时候,飞机票价进行了重大改革。航空公司卖机票,主要赚得是头等舱和公务舱的钱,公务舱卖完后再卖经济舱,经济舱可以降价,因为高价机票已经把钱都赚回来了,剩下的经济舱就算补给旅游业发展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。

所谓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,一个做法是住房抵押贷款,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大。因为高收入的人存钱多,低收入的人借钱多,特别是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,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,这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过程。当然这在统计上是不计入基尼系数的。从整个社会来看,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住房,住房是否宜居,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问题,在这种分配效应中,住房抵押贷款大幅度提高了分配效益。

补充一点,从金融角度看,我们确实看到一个缺口。统计局做统计的时候,会具体到每个家庭看支出:比如某家庭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钱,在医疗上花了多少钱,交通上花了多少钱。金融统计虽然对支出方向并不敏感,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家庭统计里的支出结构。一般而言,像医疗、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家庭支出会大于统计局统计的支出水平,这样会导致统计口径不统一的问题,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分析以及发展战略的方向和对策制定。

科技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,我国比较强调所谓IT产业对工业现代化起到的作用。从分工来讲,我们也是把工业和信息放在一个部门,过去叫信息产业部和经贸委,合起来叫工信部。我们在各种文件中特别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的作用。但实际上运用IT范围最广、成果最突出的是服务业。

我们究竟是希望巩固就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重,还是更加希望未来就业更倾向于服务业?还有一个变化跟老龄化有很大的关系,由于老龄化问题,人均寿命提高了,医疗费用大幅提高。医疗费用分为三个方面:药、设备(检验和治疗设备)和诊疗。我们会发现,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,这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多,但在中国支出的比例约占多少?多年来,从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%左右,进行国际比较,发现各个国家差别很大。用生产法和支出法算出的GDP占比还不一样。生病吃药,药物生产作为制造业又计算了一遍;各种医疗设备在生产方已经统计过了,但现在有很多设备是进口的,使用时应该支出的是折旧费。因此,即便5%的数字有道理,这也表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

服务业投资空间潜力大

关于服务业市场准入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虽然贸易谈判也谈到这个问题,但更多的要从国内的角度看。我们有一些产能已经过剩,所以要去产能,要发展新的产能,新的产能就要有人投资,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,服务业有空间,有人去投资,但是不是允许你投资,是否允许私营企业投资,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限制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,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,因为既有产能过剩的现象,也有整体投资的机会在减少的因素。对这些企业家而言,一种可能性是投服务业,服务业也有一些比较饱和的部分,比如餐饮,但也有好几个空项,如果他有意投这个空项,但却不让他投,这样就是减少了投资的机会。也许有人说国内投不了就投到国外去,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是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,产业发展和安全之间有一个平衡,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,从而稳定GDP的增长,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,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划分。

总体而言,服务业是有大的空间的,前提是可贸易品生产效率提高,它可以带动服务业的增长。服务业发展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。要想发展好,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过去统计体系遗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,和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。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,要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,要关注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,给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。要关心服务贸易,关心服务贸易涉及到的服务品价格以及涉及到的汇率问题。也要关注统计,以及统计上可能产生的不准确的现象。

总体来讲,我们要面对结构转变的挑战,在这个过程中,提供更多的分析、研究、思考,为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做出重要的贡献提供正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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